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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业的现状和未来

 

薪酬不高离职率居高不下

    不久前,作家许开祯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:“一个接一个的编辑离职,跳槽,或转行。图书行业,难道真的到了绝路?苦逼的编辑们,揣着高学历,名牌大学的文凭,吃着盒饭,挤着公交,坐地铁上看稿子,每晚星星齐了回家,给女友吻都送不及,倒在沙发上睡了。这个行业,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阳光?编辑苦,出版人苦,作者同样苦极。一个看不到希望的产业!”这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出版行业待遇的讨论。

    根据众达朴信公司发布的《2011年出版行业薪酬福利调研报告》显示,2011年出版行业部门经理层年薪中位值为265778元,发行和编辑部相关岗位薪酬水平最高;专业经理层和主管层年薪中位值分别为163452元和64325元,这两个层级是薪酬涨幅相对较高的层级;专员层年薪中位值为44393元。

    2011年出版行业主动离职率中位值达到15.8%,处于全行业中位以上。据报道,为了留住人才,很多出版社都准备提高编辑的待遇。但图书编辑的收入主要取决于其所编图书的销量,而在纸质图书销量整体下降的情况下,要想让编辑薪酬提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    44393元的专员年薪,折算成月工资相当于3700元,这确实也并不算是有吸引力的薪资水平。

经济导向下出版业的一团乱象

     三联书店总经理李昕在一次演讲中说了这样一番话:

    “中国出版业现在也已经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:书种越来越多,而单品种效益越来越低,图书上架的周期越来越短,退货越来越严重,而人工成本却越来越高,使得出版社不增加新书品种就无法维持生计,于是就拼命扩大规模。但是我以为,如果大家都只是依靠增加品种去做大规模,彼此模仿,彼此抄袭,彼此重复,由此很容易陷入恶性竞争。”

    “我最感叹的是,在这种情况中,很多很多的好书被淹没了。就像金融市场常常讲的一句话,叫做劣币驱逐良币。……在这种图书泛滥的情况下,好书被淹没在里面,就造成了好书的价值很难凸显。好书因为成本高,竞争不过一些乱七八糟的文化垃圾似的杂书。”

    在他看来,这种种现象本身也和社会的整体导向有关系。以经济贡献衡量出版业,与出版业本身的文化属性有矛盾。

    他说:“做大做强”是经济标准,以经济贡献作为标准来衡量出版。但是出版的本义是什么?是文化传承。出版是要讲文化贡献的,但现在我们过多地要求出版要作经济贡献,这是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?

    “我们衡量出版的贡献究竟该拿哪把尺子?是拿文化的尺子,还是拿经济的尺子?”

    他的这番批评,也让我们不由得思考,出版业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如何统一?如果出版业一味迎合潮流、迎合读者口味,是不是会最终造成读者口味越来越低下的恶性循环?从而出版业再也无法发挥出引介好内容、好作者,从而启蒙、陶冶读者的作用?

数字化机遇中难分一杯羹

     除了行业内的粗制滥造、恶性竞争等问题。出版业还不得不面临着汹涌而来的数字化浪潮。在这波浪潮中,传统出版业能否从电商巨头口中分得一杯羹还是未知数。

    在美国,亚马逊上的电子书销量已经超过了实体书销量,与电商巨头合作,成为了传统出版商不得不接受的选择。亚马逊的可怕之处并不只在于低价,整个图书市场的产业链都会因电子阅读而重塑。电子书价格之战,让读者从心理上认为电子书就应该低价销售。无论市场需求多大,出版商都必须接受不断降价的市场压力。如斯蒂芬妮·梅尔的新作品《暮光之城3:破晓》精装纸质版定价为14.99英镑,在苹果商店该书的电子书价格是13.99英镑,但Kindle书店的定价只有3 .59英镑,最终逼迫苹果公司不得不把价位调低到每本4.99英镑。

    中国的情况又与欧美不同,中国的电子书市场发展程度更低,也更不规范。

    《2011-2012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》也承认这一状况,报告中写:“2011年,国外电子书增长势头迅猛,我国电子书产业却仍在低位徘徊。……有关电子书的分成方案、定价机制、电子阅读器与实体内容的无缝链接、便捷的下载与支付体验等,都有待进一步探索。”……“长期以来,数字出版产业链发展并不均衡,渠道供应商与技术提供商过于强势,作者与内容生产商一直处于弱势地位,缺少相应的话语权与主导权。内容资源被廉价使用、利润分成不尽合理,第三方监管缺失等强势环节挤压弱势环节的情况屡屡发生。”

    而且,与西方出版集团相比,国内出版社对内容的掌控能力远远不够。内容资源不够多、不够强,内容资源管理不规范,这些也都成为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掣肘因素。有专家认为,如果传统出版业不应时而变,就会是夕阳产业。

规模化是否是出路?

     有业内人士认为,缺乏规模优势,也使得传统的出版商在数字化转型中,缺乏与电商巨头谈判的砝码。著名出版人杨文轩在一次采访中表示,大公司、大集团控制市场是目前发达国家成熟出版业的主要特征。譬如兰登书屋、企鹅等全美最大的出版企业,占出版物市场份额的45%。而中国四家最大出版社销售额总和不到全国营业额的7%,缺乏规模实力,也就丧失了由传统出版转向数字出版的谈判能力。

    但是要实现规模优势,势必要进行兼并重组,着是否又会对图书行业的生态造成破坏?

    著名图书策划人甘琦的一篇名为《出版业:向美国学习,还是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?》的文章描述了这种破坏,在美国,大的国际传媒集团在出版业进行了大举吞并收购。一批中小出版机构在被收购后,其文化品位、文化取向被迫发生改变,也被迫亦步亦趋于短期的销量数据:“出版业和其他行业不再有什么不同,书就是商品,追求利润天经地义。被其他行业普遍采用的管理技术,如严格划分产品类别、追求规模效益等,无一例外都该应用于图书生产,绩效考核则以盈亏表上的数字说话。”

    在文章中谈到美国著名独立出版人安德列·西弗林的观点:“哈泼·考林斯曾是美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,它被并购后的转向也是最惊人的。如果你比较它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书目,会发现每十年都会发生一次蜕变,艺术史、神学、哲学、历史书一路被抛弃,书目中越来越多短命的廉价畅销书。”

    “当出版业进入以管理为中心的时代,出版人不必再是饱读诗书的人,也不再富有对于大众的启蒙使命。”当出版人身上的文化的优越感,被无情地碾落于大型出版公司轧轧向前的逐利车轮中,出版人还能真的以自己的智慧与坚持,发掘并介绍给读者真正好的作品吗?中国能避免走美国的老路吗?

大众娱乐化时代出版社的尴尬

     根据甘琦的观察,美国社会的读书热情早已不复当年:“以《洛杉矶时报》星期日书评版为代表的全美一半报纸的书评版都因广告不继而停刊,剩下的即便是《纽约时报》书评版,也不再具有以往的权威性;广播节目中只有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对书有兴趣,电视中与书有关的节目也只有奥普拉一枝独秀,但她和她的读者只对人生话题有回应;各种与书有关的奖项,无论是美国国家图书奖、美国书评家奖,还是普利策奖、诺贝尔奖,加到一起,都赶不上奥普拉的市场号召力。”

    而在中国,情况同样不乐观。根据第九次全民阅读调查显示,2011年中国18—70周岁的国民,图书阅读率为53.9%,全国人均读书4.53本。平均下来,每人每年还读不到五本书。中国18—70周岁国民人均每天读报时长为22.00分钟、读书14.85分钟、阅读期刊时长为11.80分钟,三项时间加起来,不到50分钟,而人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却达到95分钟

    而根据山东大学文学院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,大学生的阅读状况也颇为堪忧。他们调查了近400名在校理工科学生,只有43%受访者表示平时会有一定时间接触文学作品。文学阅读的面也比较窄,大多数人只读《读者》《萌芽》。

    数字时代下,人们对免费的偏好也成为问题。第九次全民阅读调查显示,在接触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国民中,有41.8%的人表示能够接受付费下载阅读。手机阅读的群体中51.4%的人在过去一年中进行过付费阅读,而有48.6%的人只看免费的手机读物。

    只有四成人能接受付费下载,将近一半的人只接受免费的手机读物。当内容获取和分享变得容易,当人们习惯了免费的资源,谁来支撑内容的再生产?作者和编辑还能有动力生产出更好的内容吗?这会不会又是一场恶性循环?

小结:传统出版业路在何方?

     甘琦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:

    “传统欧美出版业一向是‘观念的行业’,奉智性价值、审美价值、社会价值为尊,观念的先导性是其灵魂。那时的出版人相信:超前的观念一开始只能为少数人接受,因此好书不获利是理所当然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一些观念逐渐获得广泛认可,出版物中就必然会产生畅销书,其高额利润便可覆盖亏损。换言之,出版人的工作就是:发现新作者,使他们经典化,继续发现新作者。如此,以一份自给自足的生意,而能为人类整体催生和保育文化创造力和精神价值,这令出版具有非同寻常的职业满足感。由此不难解释,为什么在八十年代之前两三百年的时间里,欧美出版业的年利润率只有3%—4%,甚至低于银行存款利息,而出版人仍能乐在其中。当然更不难解释,为什么出版被称作“绅士的生意”,因为它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赚钱。”

    也许,即使是这样一份不为赚钱、自得其乐的坚守,在跨国资本、技术革命的冲击之下,也可能难以为继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好的出版环境,需要读者、从业者、执法者的共同营造。不管环境多么复杂混乱,总有一些价值需要倡导,总有一些事情需要完成。有人说,传统出版是夕阳产业,有人说它没有出路,但是困局中也蕴含着突破的可能,转型的痛苦中也伴随着新生的希望。